从安阳考古到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 一代宗师胡厚宣

说起胡厚宣先生,安阳的文人大都知道他是享誉海内外的甲骨文专家、殷商史权威。殊不知，胡厚宣先生也是一位考古学家。是的，胡厚宣先生青年时从事考古工作，参加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安阳殷墟的田野发掘；中年时教书，从事历史和古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老年致力于甲骨文研究和《甲骨文合集》的总编辑。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这片沃土上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了六十多个春秋，不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而给后人留下很多珍贵的文化财富。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敬仰。胡厚宣先生是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一代宗师。这位著名专家学者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术事业植根于安阳”、“我对安阳怀有很深的感情”。

 

一

 

1911年12月20日，胡厚宣出生于河北省望都县大王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是教师，家中生活比较清苦。胡厚宣未入私塾，六岁就读于乡村国民小学，后入保定第二模范小学。他自幼颖悟过人，勤奋好学，成绩总是很好。1924年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地区颇有名气的培德中学，培德中学师资力量较强，其中缪钺（著名文史学者、教授）老师大学刚毕业，才华横溢，讲习方式不拘一格，基于《尔雅》、《说文》，及于经史百家，上通下贯，精义纷呈。胡厚宣本来就十分好学，此时如饮甘露，如沐春风，学业日有进境。他的好学与优异成绩，反过来又感动着老师，缪钺为有这样出类拔萃的高足而自豪，于是赠言：

鹤鸣九皋，不同凡响。

又赠诗云：

胡生诚秀出，卓尔凤凰群。

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

荷衣须自洁，聋俗岂相闻。

马帐多高足，传经还望君。

诗的末句借用汉代著名学者马融、郑玄玄间的师生情谊和巨大成就以为譬况，足见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的器重并寄予厚望。

由于缪老师的特别关怀，更由于他自己的加倍奋勉，胡厚宣在中学四年的八个学期中，科科成绩名列第一。学校为表彰先进，破例拨下专项资金供胡厚宣大学六年（预科二年，本科四年）的学费之用。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院长蔡元培），是年胡厚宣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十九岁时顺利升入史学系。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文学院的院长是胡适，史系系雅士云集，阵容强大。除了陈垣、马衡、孟森、唐兰、钱穆、顾颉刚、蒙文通、陈受颐、姚从吾等名师之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恩永、董作宾、徐中舒等名家也前来兼科。此时，胡厚宣认真听讲，配合着课程讲座，还研读了清代学者大量的朴学论著及梁启超、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名家名作，可谓畅游史海，幸甚至哉，为此后一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北京大学的六年（预科+本科），严格的学术训练，突出的学习成绩，使胡厚宣赢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颁发的每年280元的高额奖学金。傅斯年（史学家，后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校长）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提倡“拔尖主义”。1934年当胡厚宣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时，傅斯年就把他延揽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安阳殷墟发掘团。就这样，胡厚宣如愿以偿，进入仰慕已久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他长达六十余年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的研究工作。

 

二

 

了解中国考古学史的人知道，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出现，是与山西夏县西阳村、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安阳殷墟等一批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发掘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安阳殷墟是第一个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地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真正建立，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的安阳殷墟科学发掘为典型标志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组织的殷墟发掘工作，从1928年10月第一次试掘起，到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十年之间，发掘了十五次。1928—1937年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收获丰富，成绩巨大，发掘报告刚一发表，便震动了中外学术界。从1928年殷墟开始发掘以来，除因战争、动乱而一度中断外，一直在有计划地进行考古工作。70多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考古工作的指导思想不断调整，方法与技术不断改进，田野工作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硕大成果，给世人带来一次又一次惊喜。殷墟70多年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其他任何遗址都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因而确立了它在中国考古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殷墟发掘的意义还远远超出殷墟自身的发掘。殷墟考古中培养的一批批专业人员是它对中国考古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我国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没到安阳做过考古工作的不多。先从事殷墟考古，后来又从事古文字――甲骨文研究的，也不乏其人。董作宾是第一位，（他是我省南阳人，受命来安阳进行第一次试掘，以后又多次参加殷墟发掘，发现“大龟四版”，全致力于有字甲骨的研究，成为甲骨文大师）。第二位便是胡厚宣了。

1934年夏，胡厚宣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有幸参加了安阳殷墟田野发掘——这项具有不朽历史意义和广泛学术影响的宏伟事业。

胡厚宣参加的是殷墟第十次发掘。众所周知，从1934年到193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工作由晚清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梁启超的长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主持。参加的年轻人有号称“十兄弟”的李景聘、石璋如、李光争、尹达、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志寻、潘悫等人。共揭开大墓十座，小墓千余座。出土丰富，成绩辉煌，引起极大轰动。法国著名汉字家伯希和曾专程赶来参观，国内也为此拍有电影。胡厚宣从事的1004号“亚”字形大墓的发掘，占地约320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墓道，肯定是座王陵，可惜已被严重盗挖。所幸的是，在南墓道中还是发现了精美绝伦的希世之宝，一对分别铸有“牛”、“鹿”铭文的巨型青铜方鼎，鼎重各达七百余斤。另外还出土有三个一组的玉磬，成层的戈、矛、头盔等。

殷墟的第十次发掘，在1934年秋季举行。1934年10月3日开工，1935年1月1日结束，共作91天。

胡厚宣于10月1日到达安阳。由于第一次来，人地两生，由尹达（安阳市滑县人，河南大学毕业，1931年3月开始参加殷墟发掘，建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和祁延霈到车站把他迎接到安阳城内发掘团西冠带巷办事处（殷墟发掘团在安阳的办事处原来设在洹上村，后移到西冠带巷），第二天便到侯家庄工作站。

说起工作站，这里要说上几句，原来在第九次发掘（1934年春季）侯家庄南地时，工作地点在侯家庄，距离安阳城内西冠带巷殷墟发掘团办事处有十多华里，每日朝出晚归，两三个小时消耗在路上，弄得大家筋疲力尽，没有再多精力去作整理纪录（一般来说，晚上要将白天工地的考古发掘情况作一整理，详细纪录下来）工作。于是，梁思永主张在侯家庄设立工作站，使工作人员驻守在最前线，食、宿于此，以提高工作效率。星期天放假，可以回到城内松弛一下，办办私人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洗澡，以解除一周以来的体垢，但当天必须回到工作站晚餐，并且是集体行动。侯家庄工作站，离工作地仅一里半的路程，中午还可以回来吃午饭，并可略事休息，再到工作地开始下午的工作。工作站是租的民房，大家住的比较拥挤，也正因为拥挤，大家的距离更为接近，谈话和讨论的机会也就较多，彼此的了解也较深，可以说，是学术事业上的同事，也是学术上的兄弟。

10月3日发掘团宣布开工，胡厚宣随从大家到田野实地参加发掘工作。参加这次发掘的除梁思永（主持）外，还有尹达、石璋如（河南偃师县人，河南大学毕业，和尹达同时参加殷墟发掘，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后随史语所迁到台湾，现已一百零二岁高龄，仍在编写安阳殷墟发掘的有关研究报告）、祁延霈、尹焕章、胡厚宣。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派马元材也来参加。梁思永因大病初愈，体力较弱，每日只到工作地看看，指导一下，尹焕章在城内主持内务，田野工作者只有尹达、石璋如、祁延霈、胡厚宣四人。

胡厚宣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但聪颖过人，善于学习，由梁思永先生指导，随同尹达工作。他很快便进入状态，待能辨认土色、土质后，即行单独工作。很快，对于辨认遗迹，处理现象，测量绘图，器物分类，并能仔细观察，随时记录，已到运用自如的阶段。从10月3日开始，到11月20日，在这月余的期间内，每人各找出一个墓的踪迹。梁思永定名此处为一千墓地。梁思永说：“我们一定要找出一千个墓。”尹达1001，祁延霈1002，石璋如1003，胡厚宣1004，编上了号。由于田野经费的限制不能增加工人，为提高工作效率，遂把1003、1004两墓停掘，以其部分工人加入1001、1002两墓工作。胡、石二人领着少数工人到同乐寨发掘史前遗址。在此期间,胡厚宣对于地层的叠压,遗迹的分析，彩、黑、灰三层文化的异同，又增加了不少知识和经验。继而又同到侯家庄工作地分别协助刘、祁工作。12月19日侯家庄工作地东区开始发掘，西区工作全部停止，全体员工都到东区工作，一直到12月底。

1935年春季，继续举行第十一次发掘。3月15日开工，至6月15日止，共作81天。发掘工作仍由梁思永主持。工作人员有石璋如、尹达、祁延霈、李光争、王湘、尹焕章、胡厚宣，参加人员还有当时的河南省政府的马元材，实习人员有清华大学考取留英国学生夏鼐（享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工作地点仍在侯家庄西北冈，分东西两区继续上次未完的工作。胡厚宣的任务仍是继续发掘他的1004大墓。这个大墓先后被盗掘过三次。第一次盗掘，是一个大盗坑，时间无法确定。盗坑的范围比墓室的范围还大，不过盗坑是圆的，墓室是方的，盗坑略有略差，把东南、西南两角留下了，可是把东道、北道的道口盗掘了，其中的遗物可以说一扫而空。第二次的盗掘是在南道的中部，时间也无法确定，是一个6.6米见方的大盗坑，因为他挖的是墓道，其中所填的是乱土，胡厚宣并未将它挖到底而止。第三次盗掘为最近新坑。密集地布置在南北约18米、东南约16米的墓室之范围内，计有五十三个坑，把第一次盗掘者所不要的东西，也全捡走了。虽也有些残破的花骨、雕石、陶、角、牙、蚌等遗物，但比其他邻墓出土物的数量和价值差得太多了。每到晚上整理纪录的时候，胡厚宣先生常以清闲自慰，但内心却禁不住羡慕人家忙碌的有所收获。大家整理完竣后，选出本日的重大发现提出讨论，有时忙碌到十二时以后才能上床睡觉。

5月7日，李济（湖北钟祥人，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时任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郭宝钧（河南南阳人，著名商周考古学家，1931年春季即参加殷墟发掘，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两位先生到安，8日即到工地视察。认为殷陵发掘工作尚平顺，即随同梁思永一同返回城内。随着李、郭两们先生的到来，胡厚宣所挖的1004墓有了重要的发现——9日下午，在南道口的东南角未被盗坑波及的一块夯土中，深7.9米处出了两个大方鼎：鹿鼎小，在东；牛鼎大，在西。李、郭、梁三先生闻讯马上赶到工地，李济用新式照相机拍了照。梁思永说：“牛、鹿大鼎不但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大发现，也是中国时代最早的青铜大鼎第一次出土。”此两大鼎都有精美的纹饰，鹿鼎四面鹿头，牛鼎四面牛头，头部的器官浮于器面，看起来格外动人。在它们的底部各有一个鹿形、牛形的铭文。胡厚宣简单地量了一下，鹿鼎通耳高60.9厘米，长51.2厘米，宽37.4厘米；牛鼎通耳高73.3厘米，长64.1厘米，宽45厘米。西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石磬及一根碧玉棒。李济、郭宝钧两位先生都说：“这是一层礼乐器，下层应该还有其他器物。”大家都来向胡厚宣祝贺，这时的1004墓南墓道成了西北冈的聚会中心。胡厚宣此时也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指挥工人运土，监视技工拨剔，一方面要量出土物的深度，还要绘图纪录，等着拨剔好了再照相。……在大家的协助下，终于在收工之前完成了一切手续，安全地运回了工作站。晚饭时，大家都举起大拇指大声地向胡厚宣说：“这是殷墟发掘有史以来空前的伟大发现，1004大墓第一。”当天夜里，胡厚宣可比旁人忙多了，仔细地端详器形的结构与纹饰，又检查各部有无损毁之处，尤其是器底何以只有一个鹿形牛形而没有其他的铭文，更是引起他的注意和深思。这一夜他比别人睡得都晚，次日仍照常清理昨日未发掘完的夯土，并继续发掘翻葬坑。

胡厚宣的1004大墓继续向下作，作到9.6米深处时，出了一大堆铜矛，十个一捆，捆别清晰，计三十六捆，总计360个，尖部向下，没有矛柄，这又是一大发现。接着向下再作，到10.7至11.0米时，在铜矛的正南，也是南道口的中央，出了一层兵器，北、西、南三边放着破烂的千百铜盔残片，无法计数。在殷墟发现铜盔这也是首次。中间放着成排的铜戈，有銎有柄，头在西，柄在东，柄长1.0米。西边的第一排尖锋向南，第二排则尖锋向北，东边的戈则为南北向，尖锋均向西。东西之间的空当内杂置着若干铜矛，有的矛銎内尚有残破的柄，但非全长，计戈70把，矛370把，与北边的矛合计共730把。最深的一层为第四层，在地面下11.65至11.80米，该层接近水面土质已经泥泞，虽然有许多花土，但已分辨不清，又加上有火烧的痕迹，无法与其他出土物联系，从残迹的纹饰观察，似有盾、皮甲等物。盾在1003墓探底时曾发现过，而皮甲却是第一次发现。以下便入水面下了。

1004墓室中心的木室为亚形，由于早期的盗掘已经不完整了。总之，它是一个具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深11.0米至水面，12.0米到底，底部中心有一个方形腰坑，此腰坑也被早期盗坑破坏了。

根据规定，每个大墓作完，要写个简报，胡厚宣按照规定写了简报，除了在夯土层中的几大发现外，又把在墓坑、南道、墓室中小方坑等早期盗掘坑所得的重要遗物，分别作成三个简表，后被梁思永所采用。

这里顺便说一下，1004大墓的报告，后来由梁思永、高志寻两位先生整理完竣，并于1970年出版，胡厚宣先生曾经见过。

 

三

 

自1004大墓发掘之后，胡厚宣就不再参加殷墟田野考古了。改从室内整理甲骨工作。1935年夏胡厚宣回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殷墟一至九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协助董作宾编撰《殷墟文字甲编》，撰写“殷墟文字甲编释文”。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出土整坑甲骨，运抵南京，由董作宾指导，胡厚宣带领技工进行清理。一共获得17096片甲骨，数量居历次的发掘之冠，史料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此时，胡厚宣写有《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甲骨文字举例》、《殷墟127坑甲骨的发现和特点》等论文。这期间还发表了《甲骨文材料之统计》、《论殷代的记事文字》、《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等文，与董作宾合编《甲骨年表》，翻译了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一书。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学校和学术机关也纷纷内迁，历史语言研究所经长沙、桂林、柳州、南京、昆明等地，辗转南迁。旅途倥偬，胡厚宣陆续发表了《卜辞下乙说》、《释牢》、《卜辞杂例》、《释兹用兹御》、《卜辞同文例》、《卜辞记事文字史官签名例》、《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等数十万字的重要论文，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四

 

1939年，顾颉刚初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家研究所主任，特邀胡厚宣和钱穆（历史学家）前往任研究员。1940年胡厚宣告别了工作近7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齐大。在齐大，胡厚宣除任研究员外，还曾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中国历史社会学系主任。在研究所为研究生讲授甲骨文，在大学中讲授商周史、考古学通论等课程。当然，作为学校倚重的年轻专家，他的最主要任务仍是从事学术研究。在齐鲁大学前后共七年，胡厚宣的工作是高效的，平均每年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字数都在10万左右，其中包括堪称博大精深的鸿文巨著——《甲骨文商史论丛》。

《甲骨文商史论丛》属专题论文集。自1944年到1946年间，凡出四集九册，收入旧作或新撰论文三十余篇，在考古、释字、文例、地理、帝王、礼制、宗教、历法、医学、断代、辨伪等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尤其是像宗法制度，高媒求生、重男轻女、帝王世系、四方风名、记事刻辞、卜龟来源、农业生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关键问题的提出和探索，实为新的研究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树起了一座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著名文史学者、《甲骨文字典》的主编徐中舒教授为《甲骨文商史论丛》作序中说：

余生既逢甲骨文发露，故师友间治此学者尤众，而陈义丰长、用志专笃、翕然为世所崇信者，则不得不推三人焉：曰海宁王静安（即王国维，号观堂――笔者注）先生，南阳董彦堂（即董作宾，号彦堂――笔者注），望都胡厚室先生。此三人者，或资丰富之收藏，或与发掘之工作，凡先民之手迹，不但有墨本可据，且得摩拂其物，而较其点画卜兆，故其所得弥为深切，实为甲骨文划时期之学者焉。若夫网罗放矢、广征博引、比类并观、剖析微茫，比则厚宣今兹所努力以赴者也。

日本爱知大学内滕戊申教授评价说：

《论丛》不是通史，但几乎包含了殷代史的主要方面，确可称为殷代研究的最高峰。由于此书，一举而确定了胡氏在甲骨学界的地位，与王国维、董作宾先生并称为三大甲骨学者。

日本立命维大学白川静教授评《论丛》和作者说：

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是继董作宾先生《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之后，又一划时代的著作。

甲骨学自孙诒让以其渊博学识，创筚路蓝缕之功。罗王郭董（即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笔者注），建其规模。如今罗王已故，董郭两氏在研究中亦有困难很多的情况下，胡氏在甲骨学界已处于这一学科第一人之地位。所谓“堂堂堂堂”郭董罗王（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难，号观堂——笔者注）。观堂沉渊雪堂化，彦堂入海鼎堂忙。君不见胡君崛起四君后，丹甲青文弥复光。”并非溢美之辞。犹如徐中舒也以王董胡三人为甲骨学的正统一样。

这些赞美，胡厚宣是当之无愧的。当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教授曾特别向教育部举荐，经全国学术审议委员会核定，《甲骨文商史论丛》荣获科学发明奖。另外，《论丛》后由上海书店编入《民国丛书》，在港、台也续有翻印本问世，足见其价值之大，地位之高，影响之深远。

 

五

 

胡厚宣对于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令人叹为观止。不仅如此，胡厚宣对于甲骨的著录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甲骨文史上，著录丰富，收获綦多，方法科学，用力最勤者，莫若胡厚宣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他有《甲骨六录》、《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出版；五十年代初中期，他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出版；五十年代末以来在总编《甲骨文合集》的同时，1988年还出版有《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屈指算来，他的著录历经半个世纪的不懈的努力，而他独自刊布的甲骨片数也已达15000以上，约占在世15万片甲骨的十分之一。这个数目，比素以著录丰富闻名的罗振玉、明义士等人所发表者还要超出两倍，较之由大规模科学发掘所得而由董作宾等编纂的《殷墟文字》著录的总数还要多。

甲骨文是世界性的热门学问，而胡厚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熟悉甲骨文资料的人。他谈论起甲骨文如数家珍，对甲骨的著录细大不捐。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就说到自己的追求：

十年以来，凡已出版之书，必设法购置；

其未出版之材料，知其下落者，必辗转设法，借拓钩摹。国内国外公私所藏，虽一片不遗，虽千金莫惜。

胡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能够在祖国珍贵文物面临流失损毁的关头设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并公之于世，真正是功德无量，足见高风亮节。其搜集甲骨之辛苦劳累，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杨树达教授所言：御风乘传，席不暇温”。

胡厚宣所著录的甲骨卜辞中，包含有许多罕见的原始史料，价值很高。如关于焚廪斗争。农作施肥、王命协田、妇好事迹、生子为嘉、商族图曝、四方风名、月食、文字画、人头骨刻辞、同文卜辞、刻兆、朱书、涂朱涂黑以及最大的牛胛骨、最长的刻辞等等。胡先生对于这些内容的披露和研究，大大推动了甲骨文事业和整个殷商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胡厚宣的著录甲骨，还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如他的《战后予沪所获甲骨集》一书，首创依王世分期、依事项分类相结合的著录形式，一改其前仅作分类、甚至不予分类而杂乱排比的旧有面貌，向科学方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自此以后，海内外大型的甲骨著录书大都继承了先分期、后分类的思想，足见《予沪》体例的巨大影响力。

 

六

 

1947年，胡厚宣应周谷城先生之邀，到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系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他开过史料学、考古学、先秦史、商周史、春秋战国史等课。在该校任中文系的陈子展教授还邀胡先生为中文系讲授文字学，古文字学、甲骨字等课程。

从1947年到1956年，在复旦十年，胡厚宣除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挤出时间编辑出版了前述四部重要的著录书，还撰写发表了《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文论著目》、《殷墟发掘》四部专著，从各个方面对甲骨文殷商史研究做出及时的科学总结。

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一、二所，一所所长由郭沫若院长兼，副所长是尹达。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起草科学研究12年远景规划。在上海的规划分会上，胡厚宣提出编纂《甲骨文合集》的构想，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采纳，列为史料整理重点项目。1956年8月，胡厚宣奉调到京，夫人桂琼英、研究生裘锡圭随调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

胡厚宣到所任先秦史组组长，后改为先秦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甲骨文合集》编委会成立后，郭沫若院长任主任，胡先生任编辑组组长。组内新分来十多位大学生，随胡先生边干边学。经过数年十分艰难的活动，首先把国内外百余处公私藏家未经著录的20余万甲骨拓片设法采集起来，然后跟百余种业己出版的著录书文进行严格比勘，去重、拼合、复拓、换片、选优、聚群、分期、归类，经系统整理再行编辑出书。此一过程因“四清”、“文革”中断约10年之久。

“文革”后，经郭沫若院长和胡厚宣先生的多方活动，《合集》工作得以恢复，即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合集》于1978年付印，1983年初印完，共13巨册，收甲骨四万余片，甲骨文著录材料支离破碎的局面从此宣告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胡乔木院长在人民大会堂全院研究人员会议上讲话，作为典型事例对《合集》工作提出表彰。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俟《合集》印毕，随即给予书面祝贺和物质奖励，小组组长李一沂特别强调：

这部被誉为甲骨文史上里程碑式的集大成巨著的完成，与胡厚宣先生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是他抗日战争以后在祖国南北各地搜访甲骨文工作的继续。……实际工作是胡厚宣先生完成的。

这部书是建国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最大的文化上成就之一。

应该说，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正是由于胡厚宣先生和编辑组同志的辛勤努力，《甲骨文合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获得了崇高的荣誉。

1987年10月，《合集》荣获中国人民大学所设首届吴玉章奖金的历史学特别奖；

1992年3月，《合集》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举办的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评奖的国家秘籍特别奖第一名；

1993年12月，《合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3年12月，《合集》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1994年1月，《合集》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日本著名学者白川静教授为《合集》出版赠诗给胡先生，称：

合集书成蔚似林，遗珠十万彩华新。

四堂渐没全声已，犹听丁当是玉振。

《合集》正是这么一部继往开来的传世之作，先生正是这么一位承前启后的优秀学者。

 

七

 

胡厚宣到中国科学院后的近40年间，除了总编《合集》外，还撰写了大量学术论著，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从事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活动。

这些论著有：《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殷代农作施肥说补正》、《再说殷代农作施肥问题》、《殷代的蚕桑和丝织》、《殷代的刖刑》、《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甲骨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甲骨文蒙学说》、《卜辞“日月又食”说》、《甲骨文土方为夏氏族考》等数十种。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如《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一文，深入探讨了殷人的宗教行为，使奴隶社会的残酷性暴露无遗，比起理论阐述来，说服力要强得多。《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两篇论文，揭示出王亥之“亥”字头上的“鸟”图腾即《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玄鸟，成为自王国维发现王亥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从而为殷商宗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二重证据法”应用的典型范例。《殷代农作施肥说补正》、《再论殷代农作施肥问题》补充以前所作《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殷代农作施肥说》之所缺，内容扎实，见解独到，进一步论证了殷代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成为农史学界广泛引用的名篇。

胡先生生前还主编有《甲骨探史录》、《甲骨文与殷商史》、《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墟博物苑》等刊物、论集，指导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开设“殷商文化”栏目，这一切都表明，先生为提高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胡厚宣先生曾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都齐鲁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任专职，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郑州大学等校或做专题讲学，或任兼职教授，具有十分丰富的研究和教学经验，是甲骨文界的泰斗，德高望重的师长。人们赞誉他像辛勤的园丁，培育出千百朵史学之花，堪称桃李满天下。

《合集》编辑组已于1992年年底改为中国社科院甲骨文殷商史研究中心，胡先生任主任。胡先生还多次主持或组织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来安阳、洛阳、郑州召开有关学术会议。先生担任有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博士生导师等职，曾担任中国训练学会顾问，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顾问，北京市语言学会顾问、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楚文化学会名誉会长。还曾先后十次出访，到过前苏联、日本、美国、加拿大及港台等地，进行广泛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交流。他还是德国“东亚文明”编辑部顾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人文科学研究所领导成员。

 

八

 

1991年，逢先生八十华诞，他早年的老师、著名学者四川大学缪钺教授专门发来贺词说：

余与厚宣弟相识六十余年矣。当厚宣十余岁肄业培德中学时，天资岐嶷，勤勉精进，余决其必成伟器，故赠诗有“美志云霄上，清才兰蕙芬”之句。其后数十年中，世路崎岖，沧桑多变，而厚宣以坚韧不拔之操，致力于甲骨文商史钻研之业，所撰专著论文以及资料之搜集，董理考订，补前修之未密，启后学以新途，广博渊深，蜚声国际，为士林所推重。光阴易迁，境缘无实，余今年垂九十，而厚宣亦庆八秩华诞。白头师弟，千里相思。聊赋其辞，以志祝贺——

师弟情亲六十年，江山相望各华颠。

舟航已历风波险，论著真如日月悬。

锦里秋光宜隐逸，神京灵物正清研。

一觞遥祝期颐寿，更喜高名万古传。

当时先生表示，他将视赞誉为鞭策，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一如既往地工作和学习，不负于师友，无愧于后生，努力使祖国优秀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然而不幸的是，短短四年之后，一代大师胡厚宣先生，溘然长逝于北京。

先生之丧，各界人士致送挽联，挽幛数十余幅，另中西文悼唁函电百余封。

中华书局挽：“足迹遍寰中，苦心独寻甲骨秘，文名扬海外，学林共悼老宿翁。”

中华书局语言文字编辑室挽：“老氏尊一，甲骨文林称独步，孔门海众，桃李杏坛继清芬。”

著名文史学者姜亮夫，龚延明挽：“东西学林皆缘卜辞识泰斗，中外史册均籍《合集》忆先生。”

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挽：“集龟策十万片于一身誓导川而归海；究殷事六百祀之余蕴尚有待手传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杜正胜所长：“惊闻胡厚宣教授凶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咸感震悼。厚宣先生终生勤学，甲骨文及商史造诣，久已誉满学林，望重中外，信必在学术史中占一重要地位。正胜谨代表史语所同仁致悼，并请节哀。”

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世界甲骨文失其泰斗，中国考古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先生一生著作已使他在学术殿堂中占了一席不朽地位。写此吊唁，尚祈节哀”。

各报章及先生亲友学生著文追悼先生者，亦复不少。诚如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古文学研究室、山东古文学研究会悼唁函电所说：“胡老是继四堂之后甲骨文界第一人，他的学问和人品教育了几代人，他在甲骨文研究上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先生乃学界巨擘人所共仰，道德功业蜚声中外，超迈前贤后罕来者，分哲人萎矣天下哀恸。”道出了历史文化学界士人的心声。

 

说明：

一、此文为纪念胡厚宣先生诞辰90周年而作；

二、文中有关材料为胡厚宣教授的公子胡振宇提供，特表谢忱。

 

 

 

（责任编辑：李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