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赵毅敏
赵毅敏这个名字，现在并不为大多数老百姓所知道，但是，在延安时期，由于他的资深经历和与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许多革命青年都熟知他，敬重他，尊称他为“赵大爷”。
其实，“赵大爷”原本不姓赵，他姓刘，叫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1月5日生于一个书香人家。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士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他听过王明的报告，与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等有过很深的交往。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河搞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1935年初，他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名赵毅敏。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还曾动员李立三自讲“立三路线”，被后人传为佳话。康生、刘亚楼、方志纯等都曾在该校学习过。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从此，赵毅敏便在毛泽东的教诲和关照下工作，演绎出许多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值此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赵毅敏诞辰100周年之际，特根据赵毅敏和他的秘书田俊杰同志的多次谈话，将其连缀成文，以示纪念。
赵毅敏被任命为鲁艺副院长，张闻天说，希望你去了之后好好作一个报告。毛泽东则说，我劝你去了之后三个月不要讲话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他先前虽然在莫斯科认识了周恩来，但不认识毛泽东，也不认识张闻天，只是与张闻天曾同时期在苏联莫斯科学习过。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接着对赵毅敏说：“希望你去之后，好好作一个报告。”毛泽东听了之后，若有所思，随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赵毅敏对毛泽东别具一格的谈话十分敬重，但因没有读过毛泽东的相关著作，一时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不久，他在工作中接触到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知道上述讲话源于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的一贯思想，要他不要下车伊始，就乱发议论，内心深处感到了极大震动。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荟集了像何其芳、刘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如一位学术不太过硬的戏剧家因院里未安排他讲课，感到怀才不遇，常有怨言。赵毅敏得悉后，主动给这位戏剧家安排课程，动员学员听课，而且自己还亲自听。虽然学生们听了后亦然不感兴趣，越讲学生越少，但那位戏剧家肚子里的怨气已经消散了许多。课后赵毅敏坦诚的对这位戏剧家说，要像毛主席讲的那样，要想当好先生，必须先当好学生，自己首先把要讲的理论搞懂、搞透，学生们自然就喜欢听了。从此，这位戏剧家就不再提讲课的事，埋头钻研业务去了。还有些教员教学水平相当高，但是个性也相当强，学院发下来的登记表不愿填，甚至公开说：“我不了解任何人，也不需要任何人了解我”等等。赵毅敏就耐心细致地做他们的工作，并建立了良好的个人感情。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同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心里十分高兴，遂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说，鲁艺有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由不愿服从分配。毛泽东说，你问他，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有时毛泽东还找他去谈话聊天。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赵毅敏泛泛眼睛进行思索。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
赵毅敏看到主席谈兴甚浓，想趁机汇报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请求他的指示。赵毅敏说，目前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请求主席指示如何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受益匪浅。有毛主席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赵毅敏了解到延安农民负担很重，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情绪，主动组织干部、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一起扭秧歌，联络感情。毛泽东称赞道：赵匡胤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从此天下太平。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共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亦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披露，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非但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调查这话背后潜藏的真正原因。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仅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沉重的负担把老百姓压得“哇哇地叫”，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消极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乃至夺取全国最后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清楚地意识到了任务的艰巨性，并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甚至有点“下里巴人”，但我们不能看不起，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实际上在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热衷于搞那些洋歌剧之类的所谓“阳春白雪”，根本起不到教育群众、鼓舞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赵毅敏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并亲自带队下乡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时间一长，干群之间的那一层隔膜就慢慢不见了。
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老百姓称赞说：“还是共产党和咱们穷人心连心，咱们穷人不跟共产党跟谁？”回来后，赵毅敏将上述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了解到干部、知识分子搞文化下乡对于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如此大的作用，很是高兴，说：“应当这样，不应该他们跳他们的，我们跳我们的，要打成一片。”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暂停秧歌，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提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老百姓看到剧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给剪子消毒，剪了脐带，造成婴儿死亡，联想到本村、本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有的拉着扮演医生的秧歌队员教他们如何进行新法接生。
当赵毅敏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颇有感慨地说：“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还是没有群众先进，我们以为老百姓是怎么样的落后，实际上有些事情老百姓都干了，我们还没干。以后每个县都搞一个医疗站！”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毛泽东发出号召：“每个机关都下去跳秧歌，都跳去！”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开幕，赵毅敏作为中直机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坐在一排一号。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口头政治报告，报告中再次对赵毅敏带领干部下乡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的事给予极高评价。毛泽东赞扬说：“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至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起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经毛泽东一讲，许多代表的目光投向了赵毅敏，赵毅敏显得非常激动和不安，他不曾想，他带队下乡与老百姓扭秧歌，并非是什么英雄壮举，竟得到领袖如此般的高度赞赏，他除继续努力工作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抗战胜利后，赵毅敏要求到东北基层工作。李富春、陆定一都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毛泽东对赵毅敏说，“没问题，就说我同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迟滞蒋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毛泽东准备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酝酿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去建立根据地。
赵毅敏得悉后，他认为自己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到东北基层去要比呆在中央机关会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快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知道了，俩人都想挽留他。李富春说：“毅敏同志啊，到我们办公厅工作吧，在这里中央很多会议你都能参加，对你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很有好处。”陆定一说，“哪怕留半年也可以，宣传和党报工作都很需要你。”
但是，赵毅敏觉得，尽管自己的身体欠佳（在苏联给他作肠道手术的医生曾断言他只有五年的寿命），留机关可能会舒服一些，然而，从革命发展需要上讲，还是到东北去更为重要，因为他深知，东北背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会为最终赢得内战、解放全中国奠定扎实的基础，于是，他下定决心设法要到东北去。
机会终于来到了。一天晚上，杨家岭举办舞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来参加了。待毛泽东午间休息时，赵毅敏快步走到毛泽东身边，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到东北的请求。
“主席，我想请求到下面去工作。”
“到什么地方啊？”
“到东北去，我曾在那里工作好几年，情况比较熟悉，到那里工作，我会对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做更多的工作。”
“啊，那好啊！开辟东北根据地非常重要，你要去东北开辟工作，我同意。”
“可李富春和陆定一同志都想把我留在他们那里，怎么办？”
“没问题，我同意了。”
大概是毛泽东给有关中央领导打了招呼，赵毅敏很快踏上了去东北的征途。
1945年9月22日，赵毅敏协助林枫率1200多人经承德前往东北。凭借他娴熟的俄语和灵活的协调手段，说服了驻承德苏军城防司令，使其突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中关于凡苏军解放的我国东北城市，中共军队不得进入，需停留在城镇25公里之外的约定，允许中共军队着装骑马过城。
不久，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指示，称“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才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程子华任分局书记，肖克任军区司令员，赵毅敏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赵毅敏迅速把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胜利剧社”，接着又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和联合大学，为党培养了近两万名新生力量。内战爆发后，他又赴农村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和清算减租。
北平和平解放，赵毅敏受命担任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毛泽东亲自审定发刊词；赵毅敏对如何处置曾骂过共产党的旧文人一时拿不准，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包起来，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赵毅敏与市委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起进驻北平，往日怕见兵的学生们爬上坦克高呼口号欢迎解放军进城。
赵毅敏随市委一班人进驻原德国驻华大使馆，立即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通过城外解放军与赵毅敏取得联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戏”以欢迎解放大军。赵毅敏对两位艺术家的义举表示热诚欢迎，很快安排他们进行演出，梅兰芳精湛的舞台艺术和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等优秀剧目开始展示在工农兵面前，由此促进了京剧艺术的空前发展。
赵毅敏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尽快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他作为兼职报社社长，对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必须做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准备就绪，毛泽东闻讯报纸即将发行，很快审定了发刊词，嘱赵毅敏尽快开印。
办报伊始，版面由赵毅敏和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负责审定，后来彭、赵工作忙了，就让赵毅敏一个人负责审定。赵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梦中被叫醒起床审定清样，待审完签字后才能休息，搞得他疲惫不堪，没办法，他只好拉上时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拓帮忙，两个人一递一天审稿。
赵毅敏作为市委宣传部长，他不能把主要精力倾注到办报上，他要统盘考虑全市的宣传文化工作。如对原有的报纸、广播电台、学校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政策，特别是对原有的知识分子如何正确使用和安置等，都必须考虑得慎密而妥帖，以显示中国共产党管理大城的高超艺术和宽阔胸怀。赵毅敏常常把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通宵达旦地进行民主讨论，制定具体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要请市委定夺，重大问题还要请示中央、直至中央主席毛泽东。
赵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过去骂共产党骂得很凶的旧作家、旧文人，对这些人是继续留用还是弃之不用一时拿不准。于是他与彭真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的答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们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他们都有职业、有饭吃，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能给人以共产党一来就造成一些人失业的不良印象。
赵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指示，除对个别有极大罪恶的文人进行了必要处置外，对绝大多数旧作家、文人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解放后的北平市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的新景象。
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化部长等职，在振兴中南文化艺术方面轰轰烈烈地搞了几件大事。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大发感慨，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长，无疑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在他任的4年之中，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当他看到中南文工团（原冀察热辽鲁艺人员为骨干）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连演奏《国际歌》都定不准音调，他就专门派文工团负责人程云赴香港采购成套管弦乐器，不仅可以演奏雄壮的《国际歌》，而且还可以演奏马可的《陕北组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舞剧组曲、德弗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乐》、贝多芬的第三、第五交响曲。许多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家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迅猛发展跷起了大拇指。
赵毅敏还主持决定在若大的武汉“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兴建起实验剧场，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综合性文化设施。地皮丈量之后，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也感到吃惊，担心财政方面拨付不了那么多经费。赵毅敏说，“武汉系中南首府、华中大都会，从长远看，这还不算大。”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国来访客人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爱护和信任文艺家颇具盛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大陆。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买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币1万元），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曾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再者说，培养一位好演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每一位演员都能成为出色的演员，借给他钱，值！”赵毅敏亲自找中南局财政部长杨少桥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
此后不久，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粤剧女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大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原籍河南、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活动结束后，常香玉果然将演出收入捐赠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剧社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赵毅敏闻讯，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京剧著名四小名旦之一赵燕侠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中南报纸因为她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责她“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地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赵燕侠听说赵毅敏的讲话后很受感动，后来成为减薪的带头人。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尚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当毛泽东巡视武汉，了解到赵毅敏和他的同事们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赵毅敏调任中联部副部长，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1956年底，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提出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理论刊物，试图作为控制兄弟党的手段。毛泽东点将赵毅敏，赴布拉格应对苏共的挑战。赵毅敏参加意共大会遭到围攻时，无所畏惧地阐明中共的立场，被毛泽东赞誉为“英雄”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有时还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他主要职责分工是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因为赵毅敏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由此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据赵毅敏讲，毛泽东对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很热情、很真诚，常常谈兴很浓，超过预定时间，往往是秘书提醒“会见结束时间到了”，才打住话题，结束会见。对此，毛泽东常常幽默地笑着说：“啊，你看不自由啊，我不自由。”
有一次，赵毅敏在武汉东湖宾馆准备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在客人没到来之前，毛泽东与赵毅敏、赵安博闲聊起红军长征前的往事，毛泽东风趣地说：“咳，你们两个姓赵的总有点马列主义吧，我毛泽东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们说山上不能出马列主义哟！”
又有一次，毛泽东与赵毅敏谈说起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赵毅敏说，“从实践上看，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就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只有灵活性而没有原则性，就容易产生修正主义。”毛泽东立即表示赞成说：“对，对，我同意你的意见。”赵毅敏听后忙说：“谢谢主席的赞赏！”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是，考虑到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后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络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议将刊物性质界定为理论性兼报道性，正式名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人前去参加编辑工作，拟定了一个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可能认为，赵毅敏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还精通俄语，又晓得些英语，此重任非赵毅敏莫属，就亲自点了赵毅敏的名，并将这一意向随即告知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当中央书记处开会宣布编辑人选时，赵毅敏被邀参加了会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不知底里，脱口说：“你怎么来了？”邓小平忙解释说：“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名，让他去做一件重要工作。”会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赵毅敏说：“给你这一项重要工作，希望你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学理论。”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6月，赵毅敏和他的夫人凌沙等共6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理论论战。如中国的文章不得出现“人民公社”的提法，认为苏联没有先例，不属于他们认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范畴，只让提“大合作社”。赵毅敏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重，在实际上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据赵毅敏回忆，从1958年杂志创刊到1960年两年间该杂志共发表中国同志写的文章12篇，并刊载过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除了少数文章有宣扬极“左”的观点外，多数文章对捍卫马列主义、抵制苏共控制、宣传中国党独立自主的方针起到了好的作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苏共和追随它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对中国党的围攻愈演愈烈。这一年，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意共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他当时尚在布拉格，他径直抵达了罗马。当他得悉意共在大会上要公开指摘中共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应对，中央电示应旗帜鲜明地批驳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赵毅敏连夜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在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意见，并针对意共的指摘进行了有力回击。由于赵毅敏话锋犀利，观点鲜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随苏共的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人的攻击。但赵毅敏正气凛然，毫无惧色，赢得了不少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工人的好感，请他签名留念的络绎不绝。当他参观意共报社时，工人们甚至打印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欢迎他。
伍修权先后率团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五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受到了与会的苏共代表及其追随者的围攻，甚至在伍讲话时采取跺脚、起哄、吹口哨等不礼貌做法，但伍修权仍泰然处之，总是坚持你闹你的，我讲我的，把要讲的话讲完。
康生得知此事后，为显示自己的“坚定立场”，写了一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五访恶狗村》的对联送给毛泽东。“再见”在意大利语中为赵的谐音，是谑称赵毅敏；伍泰然实喻伍修权，赞扬其在众“兄弟党”人的猛烈攻击之下，仍然泰然处之。毛泽东看后把“访”字改为“闯”字，使赵、伍两人的大无畏精神更加跃然纸上。
12月26日，毛泽东69岁诞辰那天，他有感于国际风云的突变和赵、伍二人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气势磅礴的古诗体《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喜欢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据赵毅敏后来的副局级秘书田俊杰讲，诗中的“独”字，就是指的赵毅敏，而“英雄”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文革初期，毛泽东了解到可能危及赵毅敏，明白地对赵毅敏说：“谁反对你们嘛，我不是反对你们的。”周恩来总理保护他熬过了难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毅敏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兼秘书长。他在98岁见马克思之前，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仍深信不疑
“文革”初期，因为“红卫兵小将”们无法把赵毅敏与“封资修”联系在一起，他的日子还相当好过，先后八次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火爆的时候，毛泽东曾对赵毅敏等人说：“谁反对你们嘛，我不是反对你们的。”毛泽东还亲自对赵毅敏等人讲过他对文化革命进程的预期：“一年、二年、三年，三年收尾，顶多搞三年，震动震动，使大家把问题、思想搞清楚。”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亲拟了一个保护对象名单，其中也包括赵毅敏。因此，赵毅敏对自己的安危并没有过多的担心。但待到参加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发现领袖毛泽东的行动己明显迟缓了许多，心中不免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忧愁。
赵毅敏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厄运：在此后不久掀起的“抓叛徒”狂飙中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赵毅敏被以“坐过牢即可能为叛徒”的逻辑诬为“叛徒”。从1968年5月起，开始过“监护”生活，先是和吕正操、伍修权、平杰三、蒋南翔、张学思等被“监护”在一个兵营里，虽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每天4角5分生活费也着实嫌太少了点，但也算免遭了批斗之苦。1975年5月赵毅敏被转移到陕西省乾县，在一个新开的电子元件工厂安排了工会和分发文具报纸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故意捉弄赵毅敏，可能由于毛泽东的忘却或无奈，或是“四人帮”从中作梗，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赵毅敏并没有得到“解放”和重新启用。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赵毅敏才获准携眷回京，由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黄克诚亲自协调安排到中纪委工作，先担任秘书长，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人的平反昭雪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2001年8月，已97岁高龄的赵毅敏欣然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关于学习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的采访。他激动地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的教育，就没有我的一切。任何学校的学习都有毕业的时候，但我在党的组织里，是永远学习，永远没有毕业。”他还自我评价说：“党叫干啥就干啥，是个守纪律的人；作为一个老干部，没有落伍，没有掉队，就是这样的吧。”
从1985年至2002年1月5日赵毅敏98岁诞辰，笔者曾多次访问过他。当问及他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有何评价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毛泽东主席是一代伟人，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能与之相比拟。他在世时对我的长期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在谢世后，我永远是他的学生。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我们只能在实践中发展它，决不能像前苏联丢掉列宁主义那样丢掉它。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做‘三个代表’的忠实实践者。”
2002年7月25日，赵毅敏因病与世长辞，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送了花圈，《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生平。
（本文作者系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副研究员）
